世界意识与家国情怀的融通 | 社会科学报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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随笔

到中山大学开会，做学术讲座倒在其次，更向往的是看看陈寅恪先生的故居。一座小楼，一尊塑像，先生拄杖而坐，目光似遥望远方，沉思何处？作为中国现代学术之代表人物，陈寅恪之求学世界而又回归本土，乃是具有文明史意义的侨易事件，这不仅是中国学术之一大事因缘，而且不妨理解为世界学术之中国绢帛的精彩书写。陈寅恪最具创格的文化形象，既具有中国学术史意义，又具有世界学术史价值，堪称典范。此处我仅引用若干名句略做阐发。

原文 ：《世界意识与家国情怀的融通》

作者 |同济大学 叶隽

图片 |网络

“融外明本”

“天竺为体，华夏为用”。此语虽极为简洁，但包含着非常重大的判断，对东方文化的归属认同感在其中。中国大度包容，还要注重对印度文化的汲取，努力成为东方文化的核心承载者。这从历史也可看出，无论是汉唐文化的气象万千，还是宋明理学的卓然自立，无不从印度文化（主要是佛教）中获取无量资源、开启无数法门。而且这一判断，还应当延展下去，即中国的知识精英应自觉接续此传统，尤其是近代以来对印度文化的重新认知，应作为一个重要的学术资源纳入我们的视域之中。我们只有内在于东方，才能够更好地增加自身的文化底蕴和知识资源，才能成就与强势西学相峙的基本二元结构。这当然也应包括对闪系文化的高度重视，对日本文化（尤其是近代积极吸纳西学之后的日本）的深度认知，乃至对非洲、拉美文化的细度探索。作为纯粹学人的陈寅恪，在现代学术传统的意义上开辟出梵学的华夏一脉，实有文化上的深意在。

“其真能于思想上自成系统，有所创获者，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，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。此二种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，乃道教之真精神，新儒家之旧途径，而二千年吾民族与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所昭示者也。”这是关于思想创生的规律性论说，其言虽未免仍立足于中国经验，但其理则可推至普泛，若将其与学衡派“昌明国故，融化新知”之宗旨相印证，则可进一步归纳为“融外明本，创思立体”，华夏民族文化复兴之关键或正在此。道教（或更可引为道家一脉）之延绵不息、居侧稳中，新儒家更是温故纳新、偏师为主，确实有“典范在夙兮”的意味。这同时也是任何一个伟大民族凤凰涅槃、越起超胜的不二法门。既要有创获，又要成系统，这才是一个伟大民族全盛时代的“文化气象”。这与“天竺为体”也不矛盾，要知道天竺、华夏都是相对较虚的概念，主要是指向文化层面，而非具体的民族国家。而且更为重要的是，即便是文化系统，其承载者并非就一定是本民族中人，“世界”的意义或许正在于此，正是在不断的侨动、变化、发展、创生中型构其演进过程，而此中异质文化的持续接触、碰撞、博弈、新构则是永恒主题。这对任何一个民族文化体都是适用的。

“终必复振”

“华夏民族之文化，历数千载之演进，造极于两宋之世。后渐衰微，终必复振。”这其中有一个基本的标准，即以两宋为华夏文化之巅峰，这主要是基于文化创造成就的判断，与历来的政治史功业话语不同，更不是什么“成王败寇”的胜利者书写模式。可见陈寅恪作为现代学人的大气磅礴和不囿俗见。按照传统政治史眼光，宋代既无汉唐之盛世俗名，亦无元代之开疆大功，有的更多是悲惨屈辱的“和议史”与“抗战史”。可从另一方面来看，我们深受激励的那些雄浑悲壮的民族史诗，我们的民族认同、文化记忆，也多与这个朝代相关。即便身死国灭，但中国人的精气神是始终昂扬不灭的，是阳刚向上、百折不屈的，因为士大夫的脊梁是硬的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，宋代帝王值得相对肯定，虽然“杯酒释兵权”削弱了国防，但作为开国君主，赵匡胤立碑要求“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”，甚至盟誓“子孙有渝此誓者,天必殛之”。在君权九鼎的时代，能有这样的意识和作为，表现出权力拥有者的宏大气象，为国家保存了最重要的“士人气节”，其惠益于华夏民族之文化血脉深焉重焉！所以，宋代虽历尽艰难危机，但英雄豪杰代不绝人。而政治上的弱势与“重文轻武”的策略，或许恰恰为文化的鼎盛提供了可能和条件，宋代的文学、学术、思想都呈现极大繁荣，在思想上，从二程、张载到朱熹、陈亮，那是何等的星光灿烂的时代！

其中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创立，更是思想史上的一大事因缘，其涉及到更深刻的异文化交融问题。理学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儒释道三家交融的产物。陈寅恪对这段新儒家兴起的历史，有很深刻的认知，他认为：“佛教于性理之学Metaphysics，独有深造，足救中国之缺失，而为常人所欢迎。惟其中之规律，多不合于中国之风俗习惯，如祭祖、娶妻等。故昌黎等攻辟之。然辟之而另无以济其乏，则终难遏之。于是佛教大盛。”这段论述，视野开阔，对于中外关系史（甚至全球史的意识）的背景和语境，有清晰的认知，尤其是对异文化关系的相互作用，具有世界文明史的框架理念。将中印互动、文化迁移、佛教移易放置在一个更高层面来定位，对知识精英的个体载像功用也就有了更深刻的认识：“宋儒若程若朱，皆深通佛教者。既喜其义理之高明详尽，足以救中国之缺失，而又忧其用夷变夏也。乃求得两全之法，避其名而居其实，取其珠而还其椟。才佛理之精粹，以之注解四书五经，名为阐明古学，实则吸引异教，声言尊孔辟佛，实则佛之义理，已浸渍濡染，与儒教之宗传，合而为一。”此处“取珠还椟”的概念提炼非常重要，至少对前贤之苦心孤诣可谓有“遥体人情，悬想事势，设身局中，潜心腔内，忖之度之”的用心共鸣，这份认知水准令人刮目相看。

这里饶有意味的还有一个判断，即“后渐衰微，终必复振”。前者是描述历史行进的过程，尽管到包括陈氏自身生存其中的时代为止（甚至其后相当一段时间内），都是衰落期，其未来还是必然复兴，所以华夏文化之复兴当在预期之中。个体生命不得不承担文化赓续的重大职责，同时也要求超越相对狭窄的国族范围而具有更为阔大的文明史意义，既为天地立心，亦为人类立命，更为学术寻独立与自由，确立精神与思想的风骨。这是王国维、陈寅恪所不得不面对的世界大势，也是“清民转型”既出自华夏传统又大不同于“商周变革”乃至“唐宋变革”的大关节所在。

“大道会通”

陈寅恪在有了东方、世界意识之后再返观华夏，则又可得不同之视角。陈寅恪那代人所面对的，不仅有本土文化的式微大难，即既有李鸿章主要从政治与经济层面的关于“数千年未有之变局”的认知，又含陈氏在文化与精神意义上的“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”的自省；而且有他们这些现代知识精英无法推辞的作为世界公民的责任。这是陈寅恪之所以返观历史、立体东方、融通世界的基本语境。

陈寅恪应当是初步存有了世界学术的意识，诚如他所批评其时中国学界：“国人治学，罕具通识。”这是一个相当高的标准，这里的“通”，固然是要“通古今”，也是要“通中外”，更是要“通文理”，而仅有这些还不够，还必须“大道会通”，即认知人类社会运作的基本规律，认知学术发展的基本规律，认知天道运行的基本规律，因此他深刻意识到：“盖今世治学以世界为范围，重在知彼，绝非闭户造车之比。”除了在地理意义上的世界范围意识之外，恐怕也还指向更为深刻的融通性意涵，即突破狭隘的割裂思维，避免“坐井观天”，这不仅符合现代知识发展之大势，而且超越了既有的学科分治的现代大学之藩篱。

陈寅恪的意义，或正在于其风骨独标，慨然自立，绝不为世俗之风所动摇。这三句话言简意赅，将所表现的世界胸怀、家国情怀的融于无间，确有重大贡献。因为他不仅客观地审视了世界大势，安放了中国位置（也就是家国情怀）；提供了求知与运思的方法；而且更明确地回顾历史，明确典范，其实也就是为同时代人确立了坐标和使命。“天竺为体，华夏为用”之通观大局、谦逊有度；“融外明本，创思立体”之气象恢弘、求知有方；“造极宋世，复振于时”之选择典范、融入自我，均不啻示来者以轨辙矣，端在后来人能否体会，勇于、敢于并善于站在巨人之肩上。

文章为社会科学报“思想工坊”融媒体原创出品，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50期第8版，未经允许禁止转载，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。

本期责编：王立尧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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